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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将呈“勺”型走势 ——专访著名经济学家李佐军

  经济增速放缓已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未来如何演化?经济学家纷纷给出预测,有“U”型、“V”型、“L”型等多种说法。如何判断未来经济走势?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政府、企业、民众和学者等主体,应如何积极应对?
 
  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著名经济学家李佐军近期接受了投资家网的专访。他认为,中国经济会呈“勺”型走势,何时会出现触底反弹,主要取决于各项改革是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和多年累积经济泡沫是否逐步得以化解这两个条件。
 
  对中国经济近期、中长期发展态势,您如何判断?
 
  【李佐军】:当前我国经济增长仍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尚未探底。当前和未来中国经济将呈“勺”型走势,与其他学者提出的“L”型走势略有不同。
 
  自2010年开始达到10.3%的短期高点后,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行,2011年9.2%,2012年7.8%,2013年7.7%,2014年7.4%,2015年6.9%,2016年前三季度6.7%。这一段时间的经济增长可以说处于“勺”型走势的勺把部分。目前,经济正在向勺底探去,明年有可能探至勺底,在勺底震荡前行1-2年后,如果改革、转型等取得明显进展,则可能小幅反弹到“勺”沿后再继续前行。
 
  经历过这一次经济增速换挡后,再往后中国经济将呈梯级下台阶的L型走势。总的判断是,2020年-2030年将保持4%-6%的中低速增长,2030年以后将保持2%-4%的低速增长,因为按照这种发展态势,2030年后中国将成为发达国家,而发达国家一般能保持2-4%左右的增速就不错了。若中国经济能在未来二三十年中保持这种发展速度,则在世界主要经济体里仍然是较高的。
 
  为何中国经济要经历勺型+梯级L型走势,主要原因是供给侧的中长期因素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一是人口红利消失了,人口老龄化提前到来;二是资源环境约束加剧;三是工业化进入到技术或知识密集型重化工业较快发展的下半场,经济增速难以像以前那么高了;四是国际环境发生一系列新变化;五是基数效应开始起作用,在高基数上难以像以前那样高增长了。
 
  政府、企业、民众、学者各主体,应如何积极应对经济下行带来的挑战?
 
  【李佐军】:既然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下行难以避免,那么,各个主体应结合自身实际采取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和措施。
 
  第一,对政府来说,要尽可能避免经济的大起大落,避免因经济泡沫破灭而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一方面,政府要通过财税、货币金融等调控政策,甚至行政调控措施,使经济下行速度保持在可控范围之内,避免经济失速;另一方面,也要从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出发,遵循市场经济规律,避免政府过度干预,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使市场及时出清,有效化解经济泡沫,着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第二,对企业来说,要做好应对经济下行、及时转型升级的准备。企业面对经济下行的现实,既不要盲目乐观,也不要过于悲观,而要遵循经济发展规律,认清大势,及时转型升级,同时努力降低成本、控制风险,寻找新的发展机会。
 
  第三,对民众来说,也要顺应形势,从容应对。在经济下行压力下,就业岗位可能减少,工作收入会相对下降,投资理财的保值增值机会将有所减少等。对此,没有必要惊慌,而要相信经济下行一段时间后会出现反弹,新的机会还将出现,当下最重要的是要提高自身素质,练好内功,为未来储备能量。同时,要根据新的形势,及时调整自己的投资方式、资产结构,减少损失。
 
  第四,对学者来说,要做好现象解释和对策研究工作。一方面,要做好各种经济现象的解释工作,为社会“释疑解惑”;另一方面,要针对经济下行中出现的各种问题,为政府、企业等提出对策建议。
 
  经济下行探底之后,何种条件下会出现触底反弹?
 
  【李佐军】:经济下行后出现触底反弹,一般需要具备如下两个方面的条件。第一,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等深层次的改革,激发各个主体的活力,提升社会各界对未来的信心;第二,逐步化解多年累积的经济泡沫和问题,如高房价等资产价格泡沫、产能过剩、高杠杆等。仅仅通过货币金融政策等需求管理政策,来应对经济下行,虽然短期可以达到稳增长的目的,但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具有不可持续性。
 
  多年来在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过程中积累的经济泡沫和问题,如何才能得到化解?
 
  【李佐军】: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保持了10%左右的平均增长速度。在这个过程中也积累了一些经济泡沫和问题,主要表现为产能过剩、房价过高、企业和地方政府负债过高、银行不良资产上升、资源环境约束加剧、贫富差距拉大等。
 
  要解决这些泡沫和问题,需要采取两个层面的措施:第一个层面是,要针对这些泡沫和问题采取具体对策。例如,针对产能过剩,采取去产能的措施;针对房价过高,采取分城施策的调控措施;针对地方政府负债过高,采取严控地方政府发新债、债务置换和债转股等措施;针对银行不良资产过多的问题,采取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等措施。
 
  第二个层面是,要通过制度改革解决根源性问题。如改革政府管理体制,转变政府职能,将政府由原来的经济型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改革干部考核制度,将考核导向由原来的GDP考核导向转变为民生、环保等考核导向;改革价格形成制度,使资源能源等的价格,能体现其稀缺性和市场供求关系;改革土地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避免房价过快上涨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从哪些方面着手?
 
  【李佐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内容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培育新主体,特别是培育创新型主体,如创新型企业和创新型个人(创客);第二,培育新要素,尤其是效率型要素,包括人才、技术、知识和信息等,此类要素与劳动力、资本、资源这些规模型要素不一样,可以通过提高效率实现经济增长;第三,培育新动力,即将过去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消费“三驾马车”拉动经济增长,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改革、转型、创新“三大发动机”拉动经济增长;第四,培育新产业,即培育高附加值产业或高端产业、知识或技术密集型产业、符合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方向的产业。
 
  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推进各项制度改革之间,应如何把握好平衡?
 
  【李佐军】:这二者之间是需要把握好平衡的,绝对强调哪一方面都会产生问题,就如同一个人在走钢丝,如果身体过度向哪个方向倾斜,就会掉下去,故需要运用相反方向的作用力使身体恢复平衡。同理,一味地强调稳增长,肯定会耽误改革的推进;一味地强调震动大的制度改革,也可能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并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所以,现实中我们必须在推动经济持续增长与推进各项制度改革之间找到某种平衡,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经济状态下平衡点会有所不同。
 
  为什么您强调土地制度改革是要重点推进的改革?
 
  【李佐军】:解决高房价问题有赖于土地制度改革,解决土地财政问题有赖于土地制度改革,解决“三农”问题、缩小城乡二元结构有赖于土地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过去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是过去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土地制度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难度很大的改革,因为它涉及到诸多利益主体。当下土地制度改革还比较缓慢,总体滞后于其他方面的改革。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要将农村的宅基地、承包地、集体土地、国有土地的权益关系理清楚,优化土地资源配置。同时,要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逐步实现“耕者有其田”,建立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基础。
 
  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阶段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李佐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培育三个意识:自信、相信、敬畏。自信,就是要相信自己的能力,敢于面对问题、解决问题就是自信的表现,真正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自信的表现;相信,就是要相信干部、相信群众,相信大家会一起攻坚克难;敬畏,就是要敬畏自然、敬畏规律、敬畏人心,即敬畏大自然,敬畏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市场规律,敬畏老百姓的民心。特别是针对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坚持按经济发展规律办事。
 
  第二,培育三大新动力:制度变革、结构优化、要素升级(或者改革、转型、创新)这“三大发动机”。当前,投资、出口和消费这需求侧“三驾马车”一方面边际效应递减,另一方面副作用和后遗症在加大,这就需要我们尽快从供给侧寻找新的动力。若“三驾马车”日渐式微,正好“三大发动机”衔接上,则经济平稳步入新常态,否则就可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因此,当前培育三大新动力时间紧迫,任务艰巨。
 
  第三,解决三个关键问题:化解存量、培育增量和控制风险。化解存量,即要化解多年来累积的产能过剩、资产价格泡沫、高杠杆等问题。培育增量,即要培育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区域、新品牌、新模式等。控制风险,即要将新旧发展阶段转换、新旧增长动能转换、新旧产业替换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风险控制在有限的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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